城市拥堵治理是全球难题。中国城市如何走出拥堵“围城”，广州治理模式也许可借鉴。

　　交通拥堵、停车难、公交车拥挤……广州如何治理这些城市病？7月21日，广州市交通委党组书记、主任陈小钢做客“羊城学堂”，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畅谈广州如何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交通拥堵等交通难题。他坦言，“共建共治共享”（简称“三共”）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方式。什么是“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交通”？简而言之，全社会共同建立城市交通的公共秩序，参与到城市交通治理中去，并享受其带来的福利。

　　“三共”的广州治理模式的确很有创意。但城市交通是个复杂系统，尤其是在城市车辆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拥堵不可避免，各种管理之策也只能让城市交通变得“不那么拥堵”和“稍微通畅”。以广州为例，作为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广州的面积达到74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3.7个深圳，但市民的活动区域集中在中心六区。全市的中小客车保有量为249.2万辆，中心区域就占了176.5万辆。这就造成了只占全广州20%面积的中心区域承载了全市70%的机动车出行量。

　　陈小钢打了一个比方：广州全市约1400万常住人口，如果18岁至70岁的人占80%，那么人手一辆车，广州就有1160万辆车。这些车连接起来的长度达到5.8万公里，可绕赤道1.45圈。如果这些车在广州道路上停下来，7000多公里的城市道路上可以叠加两层。

　　因此，广州市城市拥堵是常态，不堵才不正常。广州模式是治理城市拥堵的良策吗？如果“三共”能够得到完全落实，当然会收到良好效果。但是，“三共”存在现实语境下的难题。首先，从全球到中国的交通治理，本身就是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政府、社会和个人已经各有自己的角色。但实际运转起来，却会发生抵牾与冲突。一方面，城市交通布局的优先和社会车辆的增多以及公众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公共交通规划、建设和管理的供给侧难免存在问题，而消费端也存在着消费过度、需求过旺和不守法度的乱象。这就导致了城市交通拥堵看似有解但实际无解的尴尬。其次，“公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理论到实践，需要时间检验。其三，城市交通是个复杂系统，很难通过理想化的途径实现不堵，只能通过实践逐步疏通城市拥堵乱象。

　　简言之，所谓“公路”——即路权的公共性，在建设者、管理者和使用者各个环节都存在问题，再加上一些现实利益的附加，路权的公共性就难免沦落为现实中的拥堵性。就此而言，广州模式给解开城市拥堵的死循环提供了良好的方法论。但是，这个很好的“方法论”还需要更好的实践。作为中国最拥堵的城市之一，广州可以通过“三共”实践总结出全国可借鉴的模式。但目前来看，这种模式也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其实践过程还需要耐心和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模式也罢，其他城市的治堵措施也罢，“三共”理想要变成现实，需要更多努力。更关键的是，城市公共交通要充分考虑其公共性，尤其是重点关切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因此，就公共治理而言，宜堵疏结合，不宜“禁限罚”了之。就有车一族而言，则是行为节制，既要遵守交通法则，又要考虑环境压力，尽量采取城市公交系统出行。行人也是城市交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遵守交通规则是应尽义务。

　　广州模式能否破解城市拥堵“围城”，值得观察。城市拥堵，已成现代化病，解决这一症候，很难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就此而言，广州积极探索解决城市拥堵的方案，值得鼓励。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